1990年夏秋时节，黑龙江省相续发现两位被作家魏巍写入《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烈士李玉安和井玉琢活着！

1990年11月6日，两位志愿军老兵在位于哈尔滨的新华社黑龙江分社重逢

　　漫漫四十年的烈士被“激活”，是由巴彦县粮库工人李玉安的儿子想到父亲老部队当兵引发。“想想孩子没吃过苦，能到部队去摸爬滚打有好处。再说我67岁了，体格一天不如一天，回老家后从没和部队联系过，梦里尽是部队的事，真想回去看看，否则怕没机会了。可不成想回到部队，人家核实后说‘老李不是一般的老战士，是隐姓埋名的‘活烈士’，是‘英雄’回来了！”

　　消息传开，在七台河市郊务农的井玉琢被连带“挖”了出来。

　　当时我是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了解到两位老战士只知道自己活着，并不知其他战友的情况，两人相隔数百里，生活在各自的那片土地上。现在彼此知道了对方，最迫切的是想尽快见上一面！于是我建议分社出面，把他们请来相会，分社员工也见见英雄。大家都很赞成。

　　1990年11月6日下午，两位老人在分社院子里见面了！自1950年11月30日抗美援朝战场上那场惨烈的松骨峰阻击战硝烟散去后分别整整四十年，两人仍一眼认出了对方。先是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接着又紧紧地相拥着，泪水都禁不住涌了出来。“没想到还能活着见面！”两位老战士感叹不已！他俩是在后续人员清理战场时被发现还有微弱呼吸送回国抢救成活的。此时他们已经列入了烈士名册。

　　分社全体员工和英雄合影后，他俩进屋紧挨着坐下。望着井玉琢满脸被美军的汽油弹烧伤留下的疤斑、烧得不剩几颗的牙齿、只剩一小块的左耳和严重抽缩的左手，李玉安关切地询问老哥的身体。井玉琢笑着说：“不碍事，习惯了。”

　　“你怎么样？”井玉琢问候玉安老弟。“我在医院昏迷了5个多月才活过来的，胸口中了弹，一直脓胸，憋得上不来气。党费了多大劲救我，4个人24小时轮流护理，一个人扒开嘴，一个人往里一匙一匙喂牛奶，比亲爹亲妈还周到。后来又从东北转到武汉部队医院动了三次手术。要不，一百个李玉安也死过去了。”

　　他们聊起从医院“回家”的情况。井玉琢说：住了一年多医院，伤好了，给我一张二等乙级残废军人证明，说组织上可以安排我的生活。我说我没有文化，还是回家能干啥干点啥，自己养活自己。领导同意了，不过有个要求，“回家可别闹政府。”我生气了，说：“怎么会呢！”给了360斤高粱米，我回到老家七台河农村务农。

　　李玉安回忆说，出院时领导问有什么要求，我说没有。能活下来多不容易，还提什么要求？组织上按普通复员残废军人安排我到老家巴彦县粮库，当过警卫班长、检斤组长和保管员。

　　井玉琢说：“你看我这左手，现在不碍事了，刚开始，皮肤烧得紧，一握锄杠手背就绷得直出血，我就想办法练这只手，时间长了扛过去了，啥活都能干了，当过队长、支书，管过大队油坊。党培养咱一回，咱不能靠在党身上。”

　　话题转到那篇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上。李玉安说：孩子读课文，读到“李玉安”，问是不是我。我一听，可不就是我！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背过身抹一抹说：“是重名重姓。”我想孩子们是吃糖球长大的，还是不让他们知道好。可孩子们看着像，说是你你就说，咱家生活困难，可以找政府给点照顾。我很生气：“找什么找！”想想那么多牺牲的战友，我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就觉得对不住他们。

　　井玉琢说，我也是在孩子念课文时知道自己上书了。孩子问“那个井玉琢是不是你？”我说“是我。”孩子也是那话：“那你怎么不去找政府？”“找政府干什么？”我对孩子们说：“抗美援朝死了那么多志愿军战士，不少人死后连姓名、地址都查不出来，我活下来了，还有啥可说的。四十年了，咱从来没去找过，咱不能。”

　　李玉安说，这回回部队，人家说我是功臣。我对他们讲，我没什么功，功是烈士的，他们十八九、二十来岁就牺牲了，功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井玉琢也说：报上登了你，把我给“带”了出来，老部队知道后一定要我回去看看。路过北京时，我说想到天安门广场走走。前门下的车，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走不动了，眼泪也止不住了，想的就是死去的战友。从参加解放战争入伍，自北打到南，后又打到朝鲜，多少人成了无名英雄。我在那里默默转了三圈，一遍遍看纪念碑下面刻的那些人民子弟兵，感到很熟悉，好像和我是一个班的。要没有他们，哪来的今天？

　　李玉安说，后来我被请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看了8个烈士墓，多数墓没有烈士名字，就“烈士墓”三个字，看了心里很不平静。

　　从回忆到现实，两位老人聊起了眼前的社会和生活。

　　李玉安说：当干部，当党员，最要紧的是不要有私心，这样干啥腰板都硬。还有，领导眼睛要冲下，看到老百姓，不要条件好了，思想变了，不想着百姓了。有的干部也经过战争的考验，但后来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掉队了，人民就不拥护你了。

　　井玉琢接茬说：这道理说起来谁不懂？关键是要去做，几十年不停地去做。前些日子市里来人看我，我说我岁数大，没多大能力了，你们有文化，有文化的人多一双眼睛，看道长，一定要把七台河建设好，把国家建设好。

　　李玉安说，我现在想的比较多的是教育好子女，做些青少年教育工作。不过也有不愿听的，说“你这是哪朝哪代的事了”，“你那些事过时了。”但我还是要讲。年轻一代关键还是在老一辈的教育和引导。

　　井玉琢很赞同，说这是顶重要的一条，“青少年不教育好，革命的班谁来接？”

　　岁数大了，出门在外孩子惦记，第二天要分手回家了。李玉安说：“今年农业大丰收，粮库忙，我回去帮一把，就是在地上一粒粒拣粮食，也算出份力。”井玉琢说：“我腿脚不灵便了，干不了什么活了，不过只要还有一份热咱还是要发一份光的。”

　　在一旁听他们交谈，心一直被感染着。他们没多少文化，也不善言辞，但感觉有一种迷人的纯朴之美、有一股引人深思的力量在涌动。经过生与死的洗礼，他们的心境是那样的宽阔和淡定。想想死去的战友，他们很知足，生活上的困难和出生入死比，算得了什么？他们仿佛没有离开过长眠的战友，一直在心里陪伴着他们，战友们也常常来到他俩的面前，永远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样子，永远是那张充满活力的脸，青春、战争和热血，已使他们的生命融为一体。他俩活着，烈士们也就活着。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和井玉琢先后去世，但他们把永恒的精神留给了我们，留在了祖国的大地里！